2006年底，航天中心医院的心胸外科医生曲波入选“首都十大健康卫士”。他在自己名为《心对心的守护》的发言稿中，对自己成功完成过无数例风险性极高的心脏、肺和食管等手术寥寥数笔带过，却大篇幅地介绍了“生命最后的仪式”。由此，心胸外科室之外的世界，第一次知道了这样一个仪式。
这个仪式只需要一分钟左右的时间，但却无比重要。曲波说：“因为这是生命的最后一刻，你要尊重。”
医护人员向走完人生最后一程的病人，举行简朴而又富有人情味的告别仪式。本报记者 胡雪柏 摄
仪式
“这是所有生命结束的最后时间点，无论他生前是善是恶，做过什么，但在这一刻，应该被最大程度地善待”
在被确诊为白血病的4个多月里，23岁的曾芳（化名）动过几次手术，接受过难以数计的令人无法忍受的治疗。她的脸、手臂、腿部一直呈现浮肿状态，昏迷时间与能跟亲人、医生交流的时间相比，要长得多。
今年1月31日上午9点左右，由于引起胸部并发症，曾芳被转送到西四环外的航天中心医院心胸外科ICU1号病室。
10点没过几分钟，曾芳的心电图突然打破稳定，曾芳因为揪心的疼痛，脸上出现痛苦的表情。几乎所有值班的医生、护士都跑到1号病室。值班医生金大夫开始指挥大家抢救曾芳。
对曾芳的心脏外压已经超过了60分钟，但在场的医生还没有停下手中的动作。病床对面，心电图监视仪里的线条迟迟没有让起伏取代笔直。“大家可以停止了。”金大夫精疲力竭地宣布。
按照惯例，此时，大夫要填写一份表格，记录下曾芳的死亡时间等信息，并打印一张心电图附录其后；护士们要进行有着十几道程序的尸体整理工作。但在曲波的心胸外科室里，这些工作都被要求延后一分钟。
这里马上要举行一个在场医护人员参加的“仪式”，需要很重要的一分钟。他们当时称之为“生命最后的仪式”。
那天晚上曾芳逝去的时候，在ICU1号病室里总共有6名医护人员。就在这一分钟里，他们很快把呼吸机推到角落里，将急救推车放到病房另外床位的附近，插在曾芳身上的导管和输液架已经被移开。抢救现场的凌乱感瞬间消失，她们希望1号病室现在的样子，至少像一个可以恬然休息的房间。一名护士将曾芳的枕头、被子稍微整理一下，使曾芳的样子好像正在熟睡。然后，所有在房间的医护人员都肃立在病房的一旁，默默地低下头。
与此同时，曾芳的家人正急匆匆穿过30多米的走廊，向病房走来。
当他们进入病房时，父母扑向自己的女儿，姐姐扑向自己的妹妹。绝望和失去至爱的悲痛让他们无法再控制自己，哭声瞬间在1号病室弥散开来。
“每当这个时候，我们中的很多护士也会跟着掉眼泪。”护士长张国华说道，“这是所有生命结束的最后时间点，无论他生前是善是恶，做过什么，但在这一刻，应该被最大程度地善待。”
规定
“这个仪式是需要你用爱去完成的，如果没有爱，怎么惩罚也没用”
其实，航天中心医院心胸外科举行这个“生命最后的仪式”从1994年就已经开始，但被外界所知，却是最近的事情。去年12月底，曲波入选“首都十大健康卫士”。他在自己名为《心对心的守护》的发言稿中，对自己成功完成过无数例风险性极高的心脏、肺和食管等手术寥寥数笔带过，却大篇幅地介绍了“生命最后的仪式”。这是心胸外科室以外的世界，第一次知道了这样一个仪式。
曲波说：“对于医生来说，成功做完一个手术，可能就意味着工作结束，但对病人来说，后期护理直到生命终结，这段时间应该从医院得到什么样的待遇，同样重要。”
他曾经把照顾入院病人比做“作画”，医生画好一笔，护士来画好一笔，甚至负责清扫工作的护工画好一笔，才能完成这一杰作。“一个败笔，就能毁掉一幅名画。”
对于临终病人，完成这幅“名画”的最后一笔，曲波认为就是“生命最后的仪式”。
“这个仪式是个舶来品。”曲波回忆说，1990年，他首次赴日本奈良医科大学心胸外科学习深造。有一天，他经过医学部的长廊，一位日本大夫拉住他就跑，嘴里说着什么他也听不懂，很快就跑到了一个很温馨的房间里，里面还有一个套间。
后来曲波才知道，这里相当于国内的停尸告别厅。房间里面已站着七八个日本医护人员，曲波探头看了里屋，明白了是头一天手术后死亡了的心脏畸形患儿的父母在同孩子道别。
伤心的父母出来了,外面的所有医护人员立即站成一排轻鞠躬，同时嘴里轻声说着：“对不起了！”那对日本夫妇也深鞠躬说：“你们辛苦了。”然后慢慢离开了房间。
曲波当时愣在原地有四五秒钟的样子，他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是“震撼”———医生和患者之间还可以这样地融洽。
1994年，当曲波当上心胸外科主任时，他就定下了举行“生命最后的仪式”的规矩。
该科室1994年制定了《心胸外科量化考核打分参考》文件，其中第十五条规定，“病人病故时由当班护士通知护士长或组长，未通知者扣100分，通知后无特殊原因未到者扣100分。如果病人经抢救无效死亡时，要简单整理凌乱的现场，待家属进来时，所有在场的医务人员要停止一切活动站立一旁，面对死者做肃立哀悼，以表示对死者的尊重。”
曲波说，第十五条的第二部分，是他制定该文件时唯一没有确立罚则的规定。“这个仪式是需要你用爱去完成的，如果没有爱，怎么惩罚也没用。”
执行
“当你再面对其他病人时，你就会为自己多做一些事情找到更强大的理由”
曲波强硬地推行“生命最后的仪式”，开始并不为科室的其他人所理解。
心胸外科ICU董护士长回想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规定时，第一个反应就是“不认可”。当时好多人跟董护士长有着同样的感觉。
“患者病故的时候，大夫、护士都是很忙的，停下来做那样一个仪式，很可能病人家属都没注意到，有什么用？”
还有更深的一层原因，“死”在中国是一个很忌讳的话题，虽然是职责所在，很多医护人员必须做完自己的工作。但在个人情感上，他们不愿意在那样的场合多待上一阵，哪怕是一秒钟。
但由于是科室主任的决定，大家还是执行了下去。在开始阶段，曲波经常带大家一起去做，慢慢地，他不在科室的时候，如果出现病人病故的情况，其他同事会很自然地举行这个仪式。
一方面是因为曲波在各种场合下都在说这件事的好处，“一天能说好几遍。”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看到了效果———很多患者家属注意到了这一“沉默”的仪式。
一位病故老人的老伴在医院处理最后事宜时，专程来到曾照顾她老伴的董护士长面前，握住董护士长的手说，谢谢你，最后一刻还陪着他。
有一次抢救一名老干部，他生前所在单位的一位负责人一直站在科室门外，看到了“生命最后的仪式”。事后他找到曲波说：“没想到，你们能了解到我们的悲痛。”
曲波说，在他眼里，他的同事从“勉强”到“自然”转变的标志就是眼泪，“这是真情流露。”
该科室一名年轻的护士第一次经历“生命最后的仪式”时，身份还是见习护士。她的感觉是“很害怕”。“带我的老护士一把把我拉在墙边，让我站在那里，你的面前是你不久前曾经说过话、帮他拍过背的一个人，如今却永远不再醒来。那时，你会感到无比珍惜生命。当你再面对其他病人时，你就会为自己多做一些事情找到更强大的理由。”
问题
“我们知道怎样把事情做完，但不知道如何做得更好”
一名不愿意透露身份的医院院长说，中国卫生系统对进入病危期间的病人如何治疗护理及病人病故都有详细的规定。但这些规定缺乏“人情味”，更多地是按照“责任分工”的原则进行权责划分，很少考虑道德以及风俗因素。“我们知道怎样把事情做完，但不知道如何做得更好。”
北京市卫生局一官员指出，他希望医院有更多这样温暖人心的举措，在提高医疗服务水平的同时，也改善目前的医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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